化危为机的中国智慧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中国传统文化如何阐释化危为机的智慧？五千年来，中华民族为何能历经磨难坎坷而一次次化危为机？这一智慧对当今有何启示？本报就此对话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教授王学斌。

危机最早应作危几

记者：词语“危机”中，“危”意味着危险，而“机”则让人想到机会，这两个字看似意义相对，却被组合在一起，体现出一种辩证的思维。请您为我们阐释一下危机这个词语的演变。

王学斌：我认为“危机”的重点在“机”字上，但这里“机”字不是表机遇、机会，它是“几”的通假字。危机最早写作“危几”，“危”字从古至今意义没有太大变化，就是危险、危难，而“几”字可以通过《周易·系辞下》中一段话来理解：“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意思是说真正具有格局和见识的人，会在事情萌发阶段就预知和判断，作出正确的应对。从“动之微”可看出，“几”表示很渺小、不易察觉的苗头和趋势。所以危几一词最早是指祸患或灾难在萌芽状态。后来几与机通假，危几写作危机，机又有表机会、机遇的义项，危机一词在使用中就出现了辩证的意味。这种词汇内涵的变迁与丰富无疑提示我们危与机总是并存的，要善于在危中寻机。

危几一词对我们当今的启发，就是要有居安思危、见微知著、主动应对的忧患意识。要化危为机，很重要的是要把问题化解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务必保持战战兢兢，时刻清醒的状态。

当然，危机一词最早虽然没有辩证之意，但危中寻机的理念很早就有了。西汉政论家贾谊《新书·铜布》中说：“故善为天下者，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唐代韩云卿《平蛮颂序》中有:“化险阻为夷途。”包括我们熟悉的《老子》中“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些古语均体现了化危为机的理念。此外，诸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等古诗词，都是对化危为机的诗化表达。

危机出现于生死一线时，亦存在于治平无事中

记者：在中国历史中，有哪些人物或故事体现了化危为机的智慧？

王学斌：遍数古往今来的无数史实，能体现化危为机智慧的历史故事非常多，如果依照不同类型来举例，我拟从大战略、大战役、大变革三个角度剖析三个极具典型性的历史事件。

所谓大战略，就是在一个发展阶段内对治国理政方略进行较大的转变，这里不妨以汉武帝为例。在汉武帝即位之前，汉朝经历了文景之治，在他执政初期，看似是承接了一个治世，但其实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包括边疆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多潜在的危机。例如，政治上，郡县与分封诸侯国并行的体制使得整个国家权力不集中；思想文化上，汉初一直奉行黄老“无为”政策，朝廷上下思想不统一……而各种隐患之中，匈奴导致的边疆危机最为严重紧迫。即位后，汉武帝采取了颁布推恩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盐铁官营等策略巩固国内统治，在此基础上通过任用优秀将领、扩大军费投入等方式，以巨大代价、用长达四十四年的时间彻底解决了匈奴问题。这一化解治理危机的过程，也是汉朝走向强盛的重要时期。

当然，这一系列举措带来的不仅是汉朝国内疆土的稳固，汉武帝开始经营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无论是反击匈奴或是经营西域，我认为都是很大的视野和格局，在解决国内危机的过程中开辟了伟大的新机，为整个中亚乃至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都提供了桥梁，甚至可以说为人类文明的交流融合开创了一个难得的时代。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要善于发现危中之机，很多历史进步正是在排除万难中取得的。无论是先进的制度、高效的治理，还是充满活力的经济、强大的军事实力，都是从解决现实问题、应对潜在危机中产生的，危与机犹如硬币两面，并非决然对立，恰恰是相反相成。

第二个角度是大战役，指在生死一线的情况下转危为安，淝水之战便极富代表性。这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有八十万军力的前秦出兵仅有八万军力的东晋，几乎没有赢面的东晋最终为什么能化弱为强？可从两方面来分析原因。

先看东晋，首先是做到了临危不乱，坚决抗战；其次上下同欲，主将有能，将士同心；三是知己知彼，对整个战局和敌我实力有清晰的把握；四是战术得当，不急于求成且随机应变。再看前秦，它恰与东晋相反，可谓是“化机为危”，其问题在于骄傲自大、内部不团结，没有战略思维，战线拉得太长却心态着急，以致忽略了隐患，越想毕其功于一役却越是功亏一篑。这启示我们，不是只有弱者才需要面对危机，无论是处于低谷或是很好的势头，都会存在危机。机会之中也常潜藏着危险：大好时机会让人麻木、失去警觉，使良机潜化为危机，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忧患。而身处危险中的群体，首要之务即始终保持团结一心，毕竟堡垒的溃灭往往是始于成员心态的崩溃、团队的离析。

第三个角度是大改革，以张居正改革为例。当时明朝面临的危机与汉武帝、东晋所面对的是不同的，它源于明朝自身承平已久而日渐积累的问题，张居正用五大积弊来概括：“曰宗室骄恣、曰庶官瘝旷、曰吏治因循、曰边备未修、曰财用大匮”，可谓政治腐败、边防松弛、民穷财竭，大厦即将倾倒。此时应对危机之法，更像是一场自我革命：政治上行考成法，军事上整饬边疆“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经济上推行一条鞭法，整顿赋役制度、扭转财政危机，等等。

经过这次改革，从根本上整顿了吏治，强化了中央集权，基本上实现了法之必行、言之必效，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使得十分腐败的明朝政治有了转机。所以我想危机之“机”还体现在，常态下发动变革、推动转型阻力巨大，想解决本该解决的问题也缺乏动力，危机降临没有退路，借力危机开路，自我革命，革故鼎新，反而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实现凤凰涅槃。因此化危为机的过程，必定伴随着极其艰难的壮士断腕、挖疮割痈的剧痛，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与坚韧的变革毅力。

自强不息、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帮助中华民族一次次化危为机

记者：是怎样的精神品质能让中华民族一次次在磨难坎坷中化危为机？

王学斌：历史上我们能够一次次化危为机，具体的理念方法有很多。比如首先是知势，古人强调“察势者明，趋势者智，驭势者独步天下”，无论是在强盛、承平已久或是危急关头，都要把握形势，清醒务实；还有辩证，“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不要被眼前的危所吓倒，要善于发现几微之处的希望；同时求变也很重要，“穷则变、变则通”，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借势而变。

从更深层次看，在逆境中奋发、在危机中寻求生机，是中华民族能够五千年历经坎坷而生生不息的重要原因，这背后是由中华民族的精神品质提供着强大支撑。我认为主要可以从以下三点来理解：

首先是自强不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是中国数千年来的传世格言。历史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不服输的民族，永不言败的精神和品质深深地刻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骨髓里。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多少次被西方国家围堵、封锁，正如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所说：“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越是围堵、封锁，越是能激发我们走出一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道路，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创新潜力和超越能量，取得巨大成就。

其次是改革创新。“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中国传统文化是通变的文化，是富有弹性和张力的文化。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回望历史可以看到，变革常常迸发于历史的关键节点，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力量。当然，我们的变革与创新不是对过去的否定，而是稳中求变，是在传承基础上的革新。这种稳中求新求变的意识就是我们应对危机时强大的生命力。

还有一点非常重要：求真务实。可从两方面看，首先是求真。面临巨大而繁难的危机，任何人心中不免会产生畏难情绪，甚至因为不愿直面而有意无意去回避问题，导致危险不断恶化，危上加危，终致不可收拾，这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敢于正视难题而不畏缩，这就迈出了化解危机的第一步。其次是务实。克服危机，绝不是孤注一掷、不计代价，而是对自身的优势劣势进行系统深入的盘点，拿出一套富有可操作性且能保住基本盘的方案。化危为机，最终目的是要求发展、上台阶，而不是擦桌子、重新来。因此务实精神可谓化解危机的“稳压器”。

善于从历史文化传统中汲取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

记者：中华传统文化中化危为机的智慧，对我们应对当前疫情及复杂国际环境等因素带来的考验与挑战，有哪些启示？

王学斌：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以坚定信心、勇气和智慧来化危为机，是新时代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传统文化在这一过程中给我们的启发就在于，我们应当注意培养战略、历史、辩证、创新、底线等多种思维。

战略思维能帮助我们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事物发展的总体趋势和方向，以长远眼光和全局视角对可能出现的危机进行预判；辩证思维能帮助我们抓住关键、找准重点，及时在危中寻找到机，从而处变不惊、坚定信心；创新思维能帮助我们科学应变、开拓创新，打开工作的新局面；底线思维能帮助我们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同时让我们得以从最坏处着眼，做最充分的准备，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

这些都是历史文化给我们的启发，从我刚刚列举的几个历史案例中可以得到印证。所以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具备历史思维，面对一些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是要往回看，从历史文化中汲取解决当代问题的智慧。拥有高明的历史见识和敏锐的历史意识，我们在日常处理各种急难险重问题时，才能够真正做到“临危不乱，见机行事”。以史资政，永不过时。

大家谈

周代是中华民族文化形成的核心时期，周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内容。然而，周朝建立与周文化的提出，并不是自然而然的，实在是在危机中发生的新机、变局中开出的新局。

约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周作为商部落起于今陕西岐山东北。然而，从古公亶父、季历到姬昌，虽有志于心，却一直隐忍。公元前1044年，牧野一战，流血漂杵，周武王最终完成翦商大业。“殷商之变”是中国思想史上历朝历代讨论不歇的命题，就是因为在中华民族发展的长河中，危机与变局时常存在。外族的侵扰，内部各种自然灾害，以及种种人祸，从古至今几乎没有断绝过。思想史家徐复观将“殷商之变”中周武王的精神，归结为忧患精神，认为自周代起，人们在行动时，开始会认真、谨慎地估量形势，在做事前，先在心理和计划上有个准备，从此脱离了周以前往往以鬼神之意为己意的时代。徐复观认为，忧患精神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在变局中蛰伏，时时锤炼自己，为即将到来的新局做准备；在危机中不屈，不去怨天尤人，时时注目新机的出现。

——中国传媒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耿波

谈起化危为机，我想到了红军长征，可谓是从一次次近乎毁灭的打击中转危为安。长征途中，红军面临着凶恶残暴的追兵阻敌，面临着严酷恶劣的自然环境，还面临着同党内错误思想的激烈斗争，中国革命面临着方向和道路的抉择。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到了危急关头，中国革命到了危急关头。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就在于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自己重大问题的开始。虽然不可能在这一次会议上解决所有问题，但会议前后党的指导思想由教条主义占主导逐渐变为实事求是占主导，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确的道路和方向，是在很多的曲折和教训中摸索出来的。错误路线导致红军被迫长征，而长征促进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的转变。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督学、教授 洪向华

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新中国在政治上不承认，外交上孤立，经济和技术上封锁，妄图以此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中国当时面临重重困境的严峻程度远超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然而，西方国家始料未及的是，封锁和困境反而激发起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发奋图强、奋勇向前的精神。中国人民坚持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设道路，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从根本上解决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的同时，全国人民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了保障，人民的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明显提高。与此同时，我国的国际地位显著提高。抗美援朝战争以及随后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和万隆会议，极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1971年新中国在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下，排除美国的干预、阻挠，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从此，中国在联合国始终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事实胜于雄辩，中国人民自强不息、永不言败的精神，是我们应对危机的最大法宝。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刘德中

（本报记者 郝思斯）